來源：文化縱橫導讀

2025年5月10日，中美經貿高層會談在瑞士日內瓦正式啟動，美國財長貝森特作為美方牽頭人與中方展開對話。中美會談引發全球關注，更尤其吸引東南亞的目光。在中美博弈加劇的背景下，東南亞作為產業轉移和經貿合作重點區域，其不確定性更加凸顯。越南更是積極參與對美關稅談判，在三日前（5月7日）作為首批談判國宣布“開局良好”，取得了“積極的初步結果”。而近日爆發的印巴沖突可能進一步推動東南亞在產業鏈中的“避險”角色，進一步分化區域經濟整合。

本文回顧了戰后東南亞的發展之路。在不同的國際政治格局下，東南亞曾分別通過雁行模式和增加值貿易參與國際經貿循環。隨著地緣政治重新回歸，東南亞的貿易模式正進入第三種貿易形態，越南、馬來西亞同時承接中美產業轉移，但面臨戰略站隊風險。美越關系的升級，關鍵在于美國承諾將幫助越南發展半導體產業及稀土產業，這關系到中美競爭的核心領域。此外，馬來西亞憑借成熟的電子制造業和物流優勢，正在成為中美半導體競爭的最大獲益者之一。

作者指出，面對東南亞貿易模式和結構的變化，中國憑借超大規模的市場，擁有很大的調整空間，只要堅持開放包容的自由貿易政策，仍能極大地延緩乃至避免東亞地區經貿關系的分離和“脫鉤”。但不可忽視的是，美國正在大力扶持東南亞經濟體中條件較好的國家，試圖從高低兩個方向替代中國在東亞生產鏈中的地位。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24年第4期，原題為《大國博弈變遷中的東南亞發展模式》，僅代表作者觀點，供讀者參考。大國博弈變遷中的東南亞發展模式

在中美博弈加劇的背景下，東南亞的重要性更加凸顯。與21世紀初相比，如今的東南亞（東盟）在世界舞臺上已是耀眼的存在。按照購買力平價（PPP）計算，東盟作為一個整體是世界第五大經濟體，僅次于中國、美國、歐盟、印度，占世界經濟的比重從2001年的5.0%增長至2023年的6.4%。21世紀以來東南亞經濟增長也引人注目，世界經濟增速年均增速約為3.0%，東南亞國家年均為5.0%，中南半島國家則接近7.0%。在貿易領域，東盟國家同樣是一支重要力量，占世界貨物出口的份額從2001年的6.2%增長至2023年的7.6%，幾乎相當于整個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出口額。經濟之外，諸大國都競相和東盟交好，不僅均承認東盟“中心地位”，而且在諸多地區經貿協議中均考慮到東南亞國家的參與。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東盟國家既參加了中國推動形成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也有不少成員國參加了美國領導的排他性的“印太經濟框架”（IPEF）。

中美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的競爭日益強化，大國競爭對經貿議題的影響日益擴大，那么處于大國之間的東南亞的發展空間到底是縮小了還是擴大了？對中國而言，在面對美國施壓和圍堵時，如何進一步夯實中國—東南亞關系，以及東南亞能否作為戰略重心？這些問題不僅具有現實意義，也有很強的理論性。認識在地緣競爭加劇背景下的東南亞發展，不僅需要關注兩面下注、選邊站等安全領域的突出現象，更要認識經濟分工秩序的變化對政治關系的影響。雁行模式與東南亞的發展

以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GDP衡量，亞洲的整體發展水平在很長一段時間都要低于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20世紀50年代，阿根廷的人均GDP約為美國的50%，東南歐和加勒比海地區人均GDP接近美國的30%；1950年，亞洲的人均GDP則不足美國的8%，東亞經濟體的人均GDP約為美國的7%，其中中國、印度、日本分別占美國的4.7%、6.5%和20.1%。

東亞崛起改變了這一局面。發展較早和較快的是日本、亞洲“四小龍”以及東南亞的若干國家。東亞各國的發展有先后，但基本都在逐漸發展的軌道上，這是東亞絕大多數國家共有的一個特征。到20世紀80年代初，日本、韓國和中國香港的人均GDP分別達到了美國的72.2%、22.1%和56.5%，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人均GDP分別達到了美國的48.8%、19.7%和13.7%。到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那一年，新加坡的發展水平達到美國的80%，韓國的占比上升至52.6%，泰國達到了22.8%，中國也躍升至13.2%，而印度仍不足7%。這一漸進式變化過程既符合人們對不同區域的認識，也吸引了學術界的關注，在各類研究東亞發展動力的早期學說中，最有影響力的是日本學者提出的雁行模式。

雁行模式理論的主要思想是小島清和其老師赤松要在20世紀40年代形成的，立足的區域是二戰時期日本殖民帝國的范圍，包括中國臺灣、東北地區以及朝鮮半島等。二戰時期日本企圖建立所謂的“大東亞共榮圈”，推動形成不同于英美的新地區秩序，日本經濟學家也參與其中。二戰結束后，日本經濟學界的這類聲音一度銷聲匿跡。在歐洲一體化取得進展后，亞洲國家的區域合作被重新提上議事日程。日本學者在戰前形成的這些理論積淀，成為20世紀60年代日本思考和部署亞洲區域合作的理論基礎。

雁行模式的核心有三點。一是產業間由低到高的發展序列，從勞動密集型的紡織業到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二是發展水平高的國家，將本國已經過時的產業轉移到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三是發展是漸進、逐次推進的，處于發展水平第二等級的國家進一步發展后，會將它從第一等級國家承接的產業轉移給第三等級的國家。因而，雁行模式在某個地區范圍內構筑了一個“產業×國家”的動態分工模式。與此相對應，這一階段的東亞國際貿易格局以典型的南北貿易格局為主，欠發達國家出口自然資源產品和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產品，而日本則出口各種資本密集型和人力資本密集型制造業產品。

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期，有兩個突出的現象使人們質疑雁行模式的有效性。一是隨著電子產業在東亞各國普遍發展，雁行模式所倡導的逐次推進的產業更替失效了。二是日本在和美國的貿易競爭中失利，不再能夠維持一個相對封閉的地區生產網絡。與發達國家一樣，東亞地區同樣存在著廣泛的產業內貿易，這一貿易模式不同于基于產業間貿易的雁行模式。

在中國加入WTO之后，東亞地區的產業內貿易更加普遍和廣泛了，日本學者仍站在總結這些現象的學術前沿。小島清仍在繼續擴展雁行模式，并強調該理論在理解產業追趕方面仍有解釋力。小澤輝智在《亞洲崛起》一書中系統地論述了亞洲國家群體性發展的現象，并稱之為“美國主導的增長集群”。小澤分析和研究的基本單位不再是以往的民族國家，而是一個區域。對經濟學來說，這是一個大轉變；但對國際關系學科而言，從國家轉向區域并不罕見。他的新貢獻主要在于，徹底承認美國（而非雁行模式理論所認為的日本）作為領頭雁的地位，將權力因素重新引入東亞地區產業轉移的研究中。到了20世紀后期，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產業內分工有了迅猛的進展。一旦牽涉到信息技術的發展，就不能繞開美國及其信息技術背后的政治經濟動因。美國權勢地位主導下的增加值貿易與東南亞發展

在美國權力優勢地位下，對信息時代的產業內貿易進行研究，就得出了新的理論性認識。一是很多國家擁抱開放，通過減稅、簽署雙邊投資協議和自由貿易協定等加入國際市場。二是美國權勢地位突出，雖然美國國內有一些反對全球化的聲音，但總體上仍主張全球化。

在這種思潮的影響下，學術界集中力量研究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貿易迅猛增長的動力和原因，描繪了“垂直專業化貿易”的進展。進入21世紀后，學者們通過嚴格的實證分析后發現，20世紀70年代至90年代初的貿易增長中，有30%其實是產業內貿易，這意味著此時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聚焦于商品生產的某一個特定階段，而不是生產整個商品。20世紀90年代以來，產業內貿易進一步發展，以垂直專業化為主要特征的增加值貿易大量增長，逐漸形成了全球價值鏈貿易體系。按照世界銀行的權威說法，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前，全球價值鏈貿易占全球貿易額的50%以上，此后雖有所停滯，但并未下降。

這一進程也極大影響了東南亞的發展路徑和貿易模式。20世紀90年代初以來，加入全球價值鏈的東亞發展中國家也開始出口制造業產品，特別是機械產品。區域內各國的貿易模式越來越相似，行業內貿易（IIT）變得越來越重要。自此，東亞地區的國際貿易格局迅速從雁行模式下的產業間貿易轉向產業內貿易。

國際貿易長期形成的分工是發達國家出口制成品、發展中國家出口原材料，當發展中國家中比較窮的國家也開始出口制成品的時候，就需要新的貿易理論去解釋。冷戰結束后，美、歐、日的學者不約而同地轉向研究垂直專業化，極大地豐富了我們對東南亞發展的認識，由此誕生了立足于產業內貿易和增加值貿易的第二代發展模型。為什么東亞穩定地建立了國際生產/分銷網絡，而其他發展中地區，如拉丁美洲（除了墨西哥）卻幾乎沒有取得成功？為什么東亞的生產/分銷網絡比美墨關系或西歐—中東歐走廊更復雜？這背后實際上反映了東亞國家發展戰略的重大調整。

上世紀80年代世界經濟中的大事件是美日貿易摩擦。在面臨美國的競爭壓力時，日本將東南亞作為應對的主要依托之一，借助所謂“第二次分拆”，將勞動密集型生產階段外包給鄰近的低工資的東南亞國家，這種離岸外包也被認為是日本在歐美市場獲得比較優勢的一個來源。在日本跨國公司的影響下，東南亞各國的發展也很迅速。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東南亞也像曾經的日本一樣，在電氣和通用機械領域的出口方面獲得成功，其占全球的份額超過了東南亞經濟總量占全球的比重。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前夕，全球生產已經從成熟的工業經濟體明顯轉向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東亞。機械和運輸設備，特別是信息和通信技術（ICT）產品、電氣產品在東亞國家出口結構轉變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中國的地位上升更是日益顯著。亞洲在世界機械及運輸設備貿易中所占的份額，由1995年的14.5%上升至2007年的42.4%，其中，用于出口的產品占增量的五分之四以上。到2007年，全球信息和通信技術出口總額的58%以上來自亞洲，僅中國就占23%。在電子產品方面，中國的世界市場份額從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3.1%上升到20.6%。此外，除新加坡外，東盟國家的世界市場份額增長速度均快于區域平均水平。中國崛起與東南亞發展的第三階段

進入新世紀后，東南亞參與國際貿易的主要形式仍然是價值鏈貿易，通過提升在某個生產環節上的專業化水平，擴大市場份額，擴展參與全球價值鏈的深度和廣度。但是，中國經濟崛起不僅改變了東南亞的貿易網絡關系，也顯著增強了地緣政治對地區內價值鏈演變的影響。早在2010年經濟總量超過日本之前，中國就已經成為東亞生產網絡的中心。這意味著中國與東南亞之間形成了緊密的經貿聯系，東南亞地區的發展必然會深受中國對外經貿關系的影響，特別是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

如今，東盟各國的貿易發展可以簡要概括為三種不同的模式。第一種是發展水平較高的新加坡、馬來西亞和泰國，出口占GDP的比重數倍于世界平均水平，但均已過高峰值。其中，新加坡的峰值超出200%，出現在2008年金融危機時期；馬來西亞的峰值為120%，出現在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時期；泰國的峰值接近70%，并且是一個平緩的峰值，持續時間較長，橫跨東亞金融危機和國際金融危機。第二種是中南半島國家，如柬埔寨、老撾和越南，截至目前出口占GDP的比重仍在上升。特別是越南，出口占比受到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沖擊后短期下調，但在2014年即超過危機前水平，并于2022年上升至90%。第三種是處于兩者之間的菲律賓和印度尼西亞，出口占比已過峰值，但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菲律賓是一個典型的工業化發展不成熟，甚至過早去工業化的國家。印度尼西亞是東南亞最大的經濟體，經濟總量約占東盟的四成，但目前仍是一個資源出口型的經濟體。

在東南亞經濟體中，通過參加價值鏈貿易提升發展水平最為典型的是越南。越南于2007年1月加入WTO后，便快速地融入地區生產網絡。在東南亞國家中，越南出口中的外國增加值上升最快。如圖1所示，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后，除越南（以及程度較弱的緬甸）之外，東南亞其他經濟體出口中的外國增加值部分都有所下降。2007年，越南出口中外國增加值的比重首次超過40%，2016年超過45%，居東南亞首位。居第二位的新加坡，這一比重從2014年的47%下降至2016年的41%。與越南、新加坡相比，東南亞其他經濟體的這一比重在2018年后均下跌。2022年，越南這一比重超過了48%，達到了東南亞國家前所未有的水平，主要原因在于越南從中美貿易摩擦中獲益最多。在中國—東盟貿易中，中越貿易額占比從2017年的23.5%上升至2023年25.2%，中越貿易額甚至超過中德貿易額。與此同時，越南在美國的貿易伙伴中的地位已經從五年前的第17位上升到目前第7位。按照美國的統計，2023年越南是美國第三大貨物貿易赤字來源國，高達1040億美元。2022年，美國對越南的直接投資高達35億美元，同比上升27%。

2023年11月中美達成“舊金山愿景”以來，兩國關系雖有緩和，但各方均認為中美關系是一項長期博弈。大國之間的戰略競爭對供應鏈的影響將是長期的，因而受到各方的重視。但從目前的實證分析看，對這種影響的范圍和程度似未達成共識。以2022年中美貿易總量的數據來看，中美沒有“脫鉤”。但從結構上看，受關稅影響較小的產品，主要是玩具、視頻游戲機、智能手機、筆記本電腦和電腦顯示器等。中美對抗中的供應鏈“脫鉤”給企業的跨國產業布局帶來了嚴重的不確定性。雖然東亞大部分機械產品的生產網絡仍在積極發展，部門層面的貿易統計數據也未顯示出大規模供應鏈“脫鉤”的明顯跡象，但是深入到國際貿易分項數據層面看，產業鏈已有明顯的調整，這種變化主要是由于“脫鉤”政策所致，特別是美國的實體清單管制措施。雖然“脫鉤”前景究竟會演變到何種程度還不得而知，但在美國壓力下，日本、韓國等美國在東亞的盟友也將配合美國的管制措施，減少對本區域的投入。

在地緣政治重新回歸的情況下，東南亞貿易模式一定會發生非常大的變化，但究竟將如何演化，現在還未能窺其全貌。東南亞地區的經貿發展正進入一個新階段，需要結合第一代和第二代貿易模式，構建第三代解釋模式。

在中美博弈加劇的背景下，像越南這樣的東南亞國家是獲益的，但是越南也越來越擔心被迫選邊站。2023年9月，美國總統拜登訪問越南后，美越關系升級為全面戰略伙伴關系。這一定位是越南外交中的最高等級，此前只與中國、印度、俄羅斯和韓國建立了這一性質的雙邊關系。澳大利亞議會發布的報告認為，隨著美越關系升級，本地區的其他國家也正加快升級與越南的雙邊關系，特別是日本，它與越南的戰略伙伴關系實際上已是有待正名的全面戰略伙伴關系。美越關系升級，最引人注目的內容之一是美國承諾將幫助越南發展半導體產業及稀土產業，而這兩個產業正是中美激烈競爭的領域。與此同時，美國也在加緊將亞洲的半導體制造業轉移回美國本土。

另一個有趣的例子是馬來西亞。馬來西亞是世界第六大半導體出口國，占全球半導體封裝、組裝和測試市場的13%。美國公司英特爾早在1972年即在馬來西亞檳城投資發展半導體產業。憑借成熟的電子制造業和物流優勢，馬來西亞正在成為中美半導體競爭的最大獲益者之一。檳城在2023年吸收外商直接投資高達128億美元，相當于該州2013~2020年間吸收外資的總和，并且多數外資來源于中國。據當地投資局估計，目前檳城已有55家來自中國大陸的公司從事制造業，其中大部分與半導體行業相關；而在美國實施對華半導體封鎖之前，在檳城的中國企業只有16家。

國際政治經濟學理論中的現實主義通常會預測，在政治施壓下，經濟的流向最終會跟著政治立場走。但截至目前，多數東南亞國家并未顯著倒向中美任何一方。一方面，東南亞多數國家強調中立立場，不選邊；另一方面，東北亞的美國盟友則日益向美國靠攏。為什么東南亞國家能在中美之間維持某種大體穩定的局勢？是因為東南亞國家正在發展的產業的技術等級低于東北亞國家，并未觸及美國所關注的國家安全？還是因為東南亞在生產網絡上更依賴中國市場，維持東盟中心地位需要和中國保持更加緊密的聯系？如果東南亞的產業進一步升級，是否會引發更加動蕩的地緣政治博弈呢？對這些問題的進一步考察將有助于我們認識東南亞的發展模式。結論

在解釋東南亞的發展時，學術界曾有過兩種大的代際性貿易模型：立足于產業間貿易的雁行模式與立足于產業內貿易的增加值貿易模式。目前在大國戰略競爭的影響下，東南亞地區正在進入第三種貿易形態

，需要新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來理解這種貿易模式。

無論是雁行貿易模式還是增加值貿易模式，都依賴特定的國際政治格局。日本學者在提出雁行模式時立足的經驗，實際上來自二戰時期日本在東亞的殖民，二戰結束后這一模式曾長期沉寂。直到20世紀60年代中期亞洲的區域合作開始起步后，美國及其主導的所謂“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內的亞洲國家之間才有了產業轉移。日本學者對美國因素長期不夠重視，直到20世紀90年代初美日貿易摩擦告一段落后，才初步承認美國的作用。此后，美國主導下的全球化大步邁進，學者們在解釋貿易的迅速增長時發展出了增加值貿易的范式。中國替代日本成為地區生產網絡的中心之后，對東南亞發展產生的影響遠較日本重要，因而也引起了來自美國的更大規模的打壓和遏制。

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是影響東南亞地區產業分工的一件大事，價值鏈貿易面臨很大的挑戰。隨著美國對華政策的改變，作為地區生產網絡中心的中國調整發展戰略和對外經濟關系，以及美國的亞太盟友跟進相關政策，東南亞的發展進入了第三個階段。與前兩個階段相比，東南亞的內部發展空間有所縮小，但個別國家仍保持著良好的發展態勢，越南正是在大國博弈之下謀求發展的典型代表。盡管仍不能得出中美脫鉤的結論，但是區域內貿易的結構正在發生很大的變化。2018~2020年間，美國市場占東盟出口的比重從11.2%暴增至15.7%，中國市場占東盟出口比重從13.8%上升至15.8%。從增幅看，美國領先中國一半。而且，美國占比上升早在奧巴馬政府第一任期“重返東南亞”和2011年“轉向亞洲”之后就開始了。可見，新貿易模式在舊模式鼎盛時期就已開始孕育。地緣政治和政策對貿易流的影響是深遠的，中美誰能長期保持東盟最大伙伴地位還有待于進一步觀察。

需要注意的是，2018~2020年間，東盟市場占東盟出口的比重從24.0%下降至21.3%，疫情結束后，東盟區域市場占比雖有所恢復，但仍未達到2018年的水平，這證明東盟內部市場的建設受到地緣政治的較大沖擊。對中國來說，好消息是中國繼續堅持開放政策，穩定了中國—東盟經貿關系，特別是從東盟的進口仍在增長。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中國憑借超大規模的市場，擁有很大的調整空間，只要堅持開放包容的自由貿易政策，仍能極大地延緩乃至避免東亞地區經貿關系的分離和“脫鉤”。但不可忽視的是，美國正在大力扶持東南亞經濟體中條件較好的國家，試圖從高低兩個方向替代中國在東亞生產鏈中的地位。